来自有意识教学的注解

著:Girard Haven 译:第四道译介组

第一章 机器

当葛吉夫先生第一次遇到邬斯宾斯基先生的时候,他说起那些他们周围的人,“他们生来是机器,死时也是机器。”这意思是说任何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总是对某些刺激的反应。举个例子,我们没有能力决定我们的感受。如果一个人试图高兴,他也许可以成功很短的一段时间,但是很快地他会停止高兴。怎么会这样?难道这个人决定,“我已经拥有了足够的高兴,现在我想不高兴一会儿?”不!事情这样发生是因为我们是机器。一些外在的事情发生了而我们停止了高兴。所有的这些“我”,这些思想进入了我们的大脑——他们来自哪里?在这些思想或“我”背后难道有一个东西在决定我们将要想什么?当我们在街上碰上一个人,我们真的能够控制进入我们脑子的思想吗?答案是不。它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。从这个角度看,我们是机器。和其它的机器没有什么差别:按一个特定的按钮,然后一些事发生了;把一个人放在特定的场合,一些事发生了。所以我们朝向觉醒的其中一个开始步骤就是观察我们自己,并且开始认识到我们无法“做”任何事情。所有的事情都是发生的。

因为我们的类型不同,每一个人就拥有不同的视角。这个不是我们选择的。它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。如果一个人是主动类型,他并不是选择成为主动类型的;如果一个人是被动的,他也并不是选择成为被动的。一个主动的类型把世界看成他可以影响的某种东西;而一个被动的类型,则将之看成某种压在他身上的东西,而对此他相对是无力的。这些态度,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的可能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我们可以说被“类型”禁锢了。

在一次准学生会议中,我记得听到有人说,“我们是机器”这个观念带来的是难以忍受和令人不快的感觉。然而对我来说,这是整个体系中最具有解脱性质的验证之一。如果你真正理解到“这个”只是一个机器,一个人就不用再去忧虑和认同那么多的事情。你需要花上几年时间的观察才能真正理解,所有你的思想、感情,以及行动都是机械的。

如果我们理解到,我们正在观察的,实际上,是一台机器,那么这里就没有理由再有“我”的概念——这并不比以下判断更有意义:一台大众汽车没有梅赛德斯舒服,或者一台梅赛德斯比大众更贵。不管我们属于哪种机器类型,机器总能找到理由喜欢这个,讨厌那个。但是当我们理解到它真的就是一台机器,这些评判都变得毫无意义。

我们面临的困难也许不完全相同,但是我们都是机器,而且都具有同样的机械性。当我旅行时,经常发生的事是:某些人会私下里问我问题,然而他们问的问题,据我所知,对很多人是普遍的。我们并非独一无二。这也是为什么个性不喜欢在会议中问具体的,实用的问题的原因之一。它不会问,“我观察到我的机器总认为它是对的。我应该如何与之工作?”它宁愿选择的角度,比方说是如何与隐藏在行为背后的“宰制”、“虚荣”或者“权力”工作,因为这种问题更加大众化,也就为个性的继续想象留下了空间:它可以自认为某些“我”和问题是唯一的。但是,到最后,我们明白我们都是机器,而且基本上我们都有相同的“我”群。我们都认同和会变得负面。

当我们开始看到一切都是机械性,我们内心中的一部分会感到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,而且发现非常难以接受。那部分是虚假个性。

机器幻想着它能够做决定,但是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真的是机器——那就意味着每一件事都是机械的,每一件事都是发生的——然后我们能够开始验证根本没有“决定”。我们通常称为“做决定”的过程,实际上是,试图找出“什么应该发生”。以这种态度,一个人会大大减少对此过程的认同。一个人开始能够观察机器,观察所有的“我”和所有的困惑,也能够看到那也是“什么应该发生”这个过程的一部分。

我们的思想,我们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,是主观的。我们对自我越认同,我们越感觉我们所看见的是世界“真实的样子”。在那些时刻,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世界为“绝对者”而存在的方式,这两者之间在我们的理解中没有分开。那么,基本上,我们正在假设我们的视角和“绝对者”的是一样的。这么说,我们能够看到荒谬之处。不管怎么样,我们在相信中,相信机器呈现给我们的独特而又主观的景象,就这么度过我们的生命。。

我如何能够在不涉及我个人生活的情况下,讨论我的个人工作?
一台机器没有个人生活;它有一个机械性的生活。这样的话,我们能够学会讨论我们自己这台机器,就像我们愿意讨论其它机器一样。同时,作为外在顾虑的一种方式,在会议中我不会讨论某些领域,因为不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完全了解“我们都是机器”。第四种人仍在认同他们的机器;他们认为他们是真的。所以,举个例子,如果我准备讨论我的婚姻生活,我的妻子将很难与之分开,而且很有可能,你们当中的很多人会有“我”感到尴尬,或者制造一些其它的缓冲。这样这种讨论就没有意义——不是因为在我的机械性中有什么特殊的,或者隐藏的秘密,只是因为其他人无法听这些。

自我贬低只是机器和它自己着迷另一种方式。人可以把自贬的“我”比作是一把锤子。它也许会想,“干这种活儿,我不是一把合适的锤子,” 或者“如果我去砸钉子,钉子也许会弯掉,”或者,甚至即使钉子直直地下去了,它会说,“我太慢了,用了那么多下才做完。”当然,那些“我”和锤子没什么关系;在某种层面上,它们完全是对的,它们和用锤子的人有关。当我们理解到我们是机器,而那些机器正在被高等力量所使用,那么就没有多少空间留给自我纠缠的“我”。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老师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观察自贬,因为很明显自贬是“我们”和“我们处在当下的能力”之间的障碍。

“自我重要感”把我们困在了机器的水平。只要我们相信那台机器以及它的活动都是真的,是重要的,我们就被置于创造射线的一个很低的水平,因为机器的水平是最低的。这时的一个表现是自怜。这是“自我重要感”所表现出的最大缓冲之一。

我们想象很多事情是可能的,实际上,那些事是不可能的——例如改变我们的人生剧本。我们能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能量,试图让事情发生,然后,缓冲“我们做不了”的事实。也有很多事情我们能够做,但是因为我们想象我们做不了,我们甚至都不去试。对我来说,内在顾虑是机械性中很大的一部分,阻止我去做某种努力。只有当学校推我的时候,我才知道内在顾虑只是一堵想象的墙,所以即便我在内在顾虑,我仍然继续去做需要做的事情。

机器通常会卷入不必要的谈话,因为它不想做努力去听。

工作对于生活来说,是倒行逆施,是逆水行舟。对生活来说,“自由”意味着依照机器碰巧有的那些“我”随心所欲,而“意志”被看作是把机器的那些欲望变为现实的能力。而事实并非如此,“自由”和“意志”开始于能够和机器分开。这种“分开”始于去做机器不愿去做的事情的能力。

机器除了直接的对抗之外,还有很多表达反对的“我”的方式。通常,它只需改变主题或者稍微改变一下观点的角度。举个例子,如果你因为某个习惯收到一张照片,而那种习惯暗示某个特征,一种反对的“我”会说,也许那其实显示了身体类型。有时不去思考某人说的话,却反而已经开始思考他或她没有说的话。这就是对立思考。在这种情形下,“个性”正利用理智中心去缓冲照片。不去花时间去理解照片,机器开始把焦点转移到别的事情上。

如果我们尝试过学习思考,我们不得不去学习怎样找到“我”去支持一个论点,而不是找到“我”试图去定义它或者限定它。这个习惯是对立思考的另一种例子。不去理解一个思想,机器却喜欢定义这个思想的限定性是什么,这就意味着它在试图理解——这个思想不是什么。你怎么能够希望你能理解任何事情,如果你听到事情的第一个反应是——试图理解它不是什么?

机器有时会认为,抗争一个“我”,意味着消灭它。但是消灭它会很困难——特别是如果那个“我”是“正确”的,至少在它的水平上。不管怎么样,我们能够找到其他角度帮助我们不那么认同它。在《第四道》中,一个人问邬斯宾斯基先生,“如果我是对的怎么办?”邬斯宾斯基先生回答,“那就对你来说更糟了,如果你是对的。”老师经常提醒我们,我们需要记住有一个更高的“正确”。那个更高的正确就是工作去记住自己,即使在机器的水平上那意味着“错误”。代价这个观念在此可能有用武之地。如果“犯错”是我为了清醒不得不付出的代价,那么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。

开始时,我们认同机器,在那个水平上,改变机器的行为好象管用。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说,所有这些只是让监牢更舒适一些罢了,那些作法,如果有什么用,也只是增加了逃离监牢的对抗力量。

如果我们对自己工作,我们能够创造某些更高的东西。开始是某些在机器里面更高的东西,然而最后我们超越了机器,触摸超越时间的某种东西。

机器想知道什么是统一,以及怎样变得更加统一。老师说我们在机器的水平上是不能够统一的,所以用当下来代替。接着,通过处在当下,我们创造了一个“观察者”,而它至少更加前后一致。经历了困难之后,我们理解到,变得更加统一的方法就是简单地处于当下,并随时观察自己。其中一点儿也不涉及在机器的水平上“做”什么事情。当然,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在当下观察,那么意识就成为机器的一个主要刺激。既然它是一台刺激-反应的机器,它就开始有不同的反应。但那只是以后发生的事情。

当一个人只是试图分开注意力,他能够训练机器意识到更多的东西,远远多于他平常的经历;结果是,这个人有了能够更好地工作的机器。但当我们理解到,通过这个过程,我们也正在变得更加意识到自己,我们开始创造出和机器分开的某种东西。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时,三力组合是不同的:那才是让我们醒来的东西,而不是徒然地让片刻的当下溜走,而没能在我们里面积累形成某种更加永恒的东西。这就是在工作中微妙的地方:要紧的不是我们经历到的变化,要紧的是观察。